2010年，国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第一次设立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指南上有一个“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课题，与中山大学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多年以来所做的工作相当契合排名第一的配资公司，于是我们就组织申报并顺利获得了立项。
然而，成功申报的喜悦只是暂时的，此后课题组历经艰难，从项目申报到这套书出版，整整用了十四年。回顾这一历程，枨触良多。
中国古代文体学史是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本质上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都有不同。文体学史研究一定要突出学科自身的独特性，立足于中国古代的文化语境与文章语境，在尽可能全面搜集文体学史料的基础上，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和文体理论，展示古代文体学原生态的复杂性、丰富性；并且，注重考察社会转型、语言变迁、文化思潮、时代风尚等外在因素对文体学的影响，描绘中国古代文体学发生、发展、变化的整体历程，描述不同于西方“文学”概念框架下的文体学史，呈现出中国本土独特的知识、观念与思想体系。
这是一个高远而艰难的目标。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的撰写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讨论、思考中国文体学史研究比较重要和独特的问题，力图在继承中国历史学传统的同时，吸收现代学术精神，在可靠的文献史料基础上，追寻文体学史研究中的“史意”“史识”“史法”，希望写出一部自成一家、富有别识心裁的中国文体学史。
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史学的宗旨和灵魂，我们借用“史意”一词来指文体学史研究中的历史意识，包括古典学术传统、现代学术高度和现实人文关怀。当代的中国文体学研究，是为了赓续和阐释近代以来受政治文化变迁与外来学术影响而被遮蔽的学术传统，努力回到中国本土理论与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重现中国本土文学与理论的特殊光辉。
当代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目的不是复古，不是抵抗外来文化，而是为了更真实、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学文体话语的特点与价值，继承本土的学术传统，参与现代中国的学术建设。中国文体学的现代意义并不是强加上去的，其精神仍潜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表面看来，大部分的古代文体今天已被弃置。然而，从本质上看，古代文体及文体学是社会文教、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其具体内容和形式可能发生变化，但社会文教、文化系统是古今普遍存在的，它的原则在古代、现代都有相通之处。
如“得体”“辨体”等古代文体学的主要精神，仍具有现代意义。文体学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已渗透到中国的文化基因中。“得体”的文体学思想超越了文章学而具有普泛性，超越了古代而具有现代性。历史并未远去，古代文体学在当代中国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四版），吴承学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9月版。
“史识”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悟性与洞见。文体学史研究以史识为主，要有独到的学术眼光与强烈的问题意识。历史研究基于史料，但不止于史料；既需要“考索之功”，也需要“独断之学”。
文体学研究的史识表现在“小结裹”基础上有“大判断”，能够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勾勒文体学历史背景与发展线索。
我们要超越传统文体学，就不能只停留在对文体史料的缀合，对古人的文字作疏解，对已有的研究作总结，更需要以新的学术眼光进行理论创新。研究者要有史识，才能够在文献综合的基础上，提出新问题，追寻真问题。
学者的眼光要有穿透力，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在系统的理论形态之外，探求非理论形态的文字背后的观念。中国早期并没有关于文体学理论的论述，但我们可以从文字形构、文体分工、文体运用、制度设置、礼制约束等途径，考察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
比如，从早期文字的构形与渊源流变，可以考察文体的原始状态、形象与意义，考察古人对文体最为原始的感知与观念，也可以看出古代文体形成、命名、分类乃至文体观念演变的一些规律。
中国古代的文体史料，可分为典型和非典型两种形态。《文心雕龙》就是古代典型文体学经典，但古代大量的文体学史料蕴含在非文体学著作形态的材料中，大量的经学著作、史著、总集、别集、目录学、类书等非典型文体学文献，需要细读、演绎、阐释与抽象，才能从中钩沉出文体学的观念，发现文体理论的意义。
比如我们可以从《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独断》《释名》中考察汉人的文体观念，从《初学记》《酉阳杂俎》《东京梦华录》《困学纪闻》中考察唐宋人的文体观念，从《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总目》考察清人的文体观念，从明清文集的“凡例”考察明清独特的批评文体与观念。历史研究很难做到既全面又深入。
我们倾向于选取最有特点、最有理论涵摄力的问题来研究，而非面面俱到。以明确的、有新意的问题为导向，围绕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这是这套书的追求之一。
文体学史研究要讲“史法”。所谓“史法”是指历史研究中所遵守的一定原则与方法。中国文体学史研究的基本法则是回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原始语境与内在脉络中，去触摸、感受古代文体学的脉搏、肌理和内在生命力。
从文体内部研究其结构、审美特点，研究不同文体之间的渗透交融、演变规律，从文体外部考察其生成语境，从而使文体学研究具有哲学、美学、政治学、语言学、文化学等深广的内涵和广阔的文化背景。
文体学并不是一个偏僻狭小的领域，其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普泛意义，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将古代文体学与文学史、语言学乃至文化学与历史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在继承刘勰所提出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种古典文体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再“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古典范式与现代方法相结合，正是中国文体学史研究的向上之路。
以上所论的“史意”“史识”“史法”体现了我们撰写中国古代文体学史所心摹手追的目标和旨趣，“非曰能之，愿学焉”。具体到内容架构上，《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则根据文体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晚清民国五卷。
先秦两汉是中国文体学发展的滥觞期，孕育着中国文体学的基因，对后世文体理论、文体批评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该卷通过梳理先秦两汉文体学发生、发展的内部动因、形态特征及演变规律，并深入发掘这些因素与相关的外部背景的互动关系，如礼乐文化、政治制度、经史目录之学等，勾勒了先秦两汉文体学的发展线索。
该卷在继承古典文体学研究范式基础上，“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对早期文体观念的研究不局限于传世文献，还十分重视收集与运用出土文献，考证文体的实物形态，并与传世文献进行充分对比、互相释证，以期以实证的方法充分地还原在层累的思想观念体系中隐藏的文体观念；此外，引入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语言学、文字学等研究方法，以期较为准确、客观、全面地把握早期文体学的独有特点。
魏晋南北朝文体学滋生于以集部为中心的文体语境，建构了系统的文体谱系，形成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文体学研究的经典方法论，《文心雕龙》标志着中国文体学与文章学的正式形成。
该卷主要论述魏晋南北朝时风与文体学的关系，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作家批评与文体学，作家写作与文体学，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文章“原出五经”说与文体比较，文体谱系的建立，刘勰《文心雕龙》如何成为文体学的集大成者，玄学、小说、翻译、佛经、道教文体论，文体学上的文笔之辨，文风与“文无常体”，风格论与文体论的互动。
其中又以文体谱系的建立为研究重点，涵盖任昉《文章缘起》与簿录式文体谱系、《文心雕龙》的文章谱系、江淹《杂体诗》与诗歌风格谱系、钟嵘《诗品》与诗歌源流谱系、文体谱系与文章谱系、风格谱系与源流谱系等。
唐宋元时期文体学的发展背景，最重要的是文体格局演进和科举考试演变两方面。唐宋元文体学文献庞杂，多数未经系统整理，也较少受关注。
该卷对唐宋元时期重要文体学论著进行阐述，对这一时期的文体学发展全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的观照，理清其发展线索和阶段性特点。在此基础上，还对唐宋元文体学的总体定位进行阐释，指出在古代文体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唐宋元时期处于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
其主要贡献表现为，在科举文体崛起、骈散交融、雅俗并兴的背景下，实现了古代文体学由以骈文为中心向以古文为中心的创新转型，并为全面繁荣和集大成的明、清及近代文体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明清文学，既是传统文学的结穴，又开启了向近代化变革的帷幕。一方面，文体形式包罗万象而兼有此前各时代的特点，一切传统论题都从理论上得到总结、反思与整合，使明清文体学在文体形态、文体分类、文体史和辨体批评等方面，表现出海涵地负的集大成气象。另一方面，随着传统诗文式微、新文体滋生和文学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明清论家或提出文体学新论题，或对传统问题提出新阐释，使明清文体学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拓和创新性，为传统文体学的近代化作了有力铺垫。
该卷集中探讨了明代辨体批评的特色和成就、明清总集编纂与文体学发展、明清文体批评体式的创新、明清文体学重大论争、明清文体学史料发掘及研究等重要问题。
晚清民国是文学思潮、文体形态、文体观念发生巨变的时期。
该卷通过对晚清民国文体学史上的重要论著、选本、文话、诗话、词话、讲义等的个案研究，贯联起这一时期文体学发展的主要节点和脉络；通观这一时期不同学术谱系、学术流派、学人圈之间文学观念的碰撞、交锋、纷争和融通，以文献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将个案、专题分析与晚清民国社会思潮、文化制度、教育制度、媒体形式、语言形式等相结合，不仅呈现西学大潮冲击下，传统文体学在阐释方式、载体形态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也关注新旧的传承、递嬗和现代转型。
该卷所呈现的晚清民国文体学发展的复杂样态，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本土学术体系的强大适应能力与调整能力。这既有助于我们比较中西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异同，进而了解本土传统文学的独特性与价值所在，也有助于了解在现代文学学科建立初始，学科界限、观念、范畴的形成和确立过程。
《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即将付梓，我通读全书，既兴奋又忐忑。“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是古往今来著述者普遍遇到的窘况。作为年近古稀的学者，我的感受也许更为真切而强烈。好在“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学术研究史上的通例。我真诚地期待同行与读者对这套书提出批评指正，共同推进中国文体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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